谢定裕关于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口述历史
父亲做过台湾的司法院院长，在1937年抗战之前，他已经是司法行政部长了。我的父亲是一个法律方面的专家，曾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，相对于其他人而言，我的父亲算是一个技术干部，蒋介石也很尊重他的学识品德，而不仅仅将其视为一个下属。当时国民党内部大的政治气候就是反共，那他也必须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，一同反共。但从他所发表的言论来看，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反共内容。
也正是因为这种背景，我一出生就是高干子弟。我们兄弟四人，三个都是学工程的，我的兄弟姐妹的思想都跟我的不同，他们也都希望中国富强，他们认为只要富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公道问题非常重要，不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然后就不管另一部分没有富起来的人，这就是公道问题。父亲没有叫我们学法律，也没有叫我们加入国民党。他从来不干涉我们的事情，在年轻的时候，他自己也曾经历过几次人生的转折，1927年的时候在武汉，经历国共第一次分裂。武汉方面主要是国民党的左派势力，他早期也算是个国民党左派分子。他以前其实很喜欢文学，在早年学生时代半工半读的时候，兼职做编辑，写过翻译过小说，曾跟茅盾住一个房间，在茅盾回忆录里也提起这件事情。父亲对我们很开明，能理解我的选择而不作过多的干涉。
我的思想是经过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的。直到60年代中期，我还没有念过毛泽东著作，当时是欣赏胡适、罗素。但在60年代中期，我到了美国之后，才开始逐渐接触马列主义的著作、虽然鲁迅、茅盾，巴金的书，我在四零年代就已读过。美国是很自由的国家。我的思想转变,也是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如民权运动，反越战运动。文革初期的时候，我们在国外看到了一幅美妙的理想蓝图，美国的许多年轻人也都是毛泽东的信徒。毛泽东确实很有魅力，他的文章内涵深刻，文辞流畅，形式活泼，跟鲁迅的文章颇有几分神似。相比之下刘少奇、邓小平的文章就不那么具有可读性了。而且，当时的美国确实有太多的地方可以批驳。比如说美国有全世界6%的人口，但是却用了世界上30%、40%的资源。所以，很明显，美国是在剥削其他国家的资源，只要稍有一点头脑，马上就会想到这些。
我一直认为，保钓运动只是一群学生的一个自觉运动，是由钓鱼台事件而引发的。现在，中国已经强大了，保卫领土的这些事情还是交给国家去处理好了。单就当时看来，这件事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。如果没有这场运动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写写无法传世的论文，打打牌。所以这场运动对我们还是很有意义的。
另外，这场运动也对台湾的政治有所影响。当时保钓运动曾演变成了民主运动。当年参加保钓运动的这些人，像马英九这些人，后来都从政了。当初马英九同我们的立场是不同的，现在大家都在拢着他。
概述
有两件事我直接参与，一个是在《纽约时报》以广告方式刊登的“致尼克松总统及国会议员公开信”，另一件事是，我1971年8月在Brown大学（以下称布朗大学）任教的时候，参与过的“美东讨论会”。
当然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讲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当时并没有email，那钓鱼台运动是如何蔓延开的呢？我们通过办简报进行联络，比如《科学月刊》的钓鱼台简报。另外，我们在布朗大学，后来也办了一个刊物叫《新境界》。
再讲两点，一点是到后来“保钓运动”发展成为“统一运动”。另外我特别要提一提两位“韩先生”。关于当时的保钓运动，当时我做了一些笔记，并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《思索中国》，其中有一篇“钓运十年有感”，写了一些我所经历的事情。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的，进口公司也进口了一些，但是并没有在内地流传。
顺便提一提，我写过几本小书：《燕飞集》，《湖山之间》，《美国美国》，《思索中国》。其中所收集的杂文，几乎都是应报刊杂志主持笔政的朋友敦促而写的。他们是《水牛》的张信刚，《海内外》的尹梦龙，《广角镜》的李国强，《华侨日报》的龚忠武，及《中报》的赵景伦。
公开信事件
“致尼克松总统及国会议员公开信”，其实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发起的，她叫陈幼石，当时跟我同在布朗大学，是比较文学系助教授。后来成为王浩的夫人，但那个时候她还是跟她的第一任丈夫梅汝霖在一起。王浩是陈省身的学生，陈省身当时在加州大学，陈幼石得知陈省身教授要去纽约，就在4月6日的时候驱车前往纽约到王浩那里去见陈省身。华盛顿大游行是1971年的4月10号，当时时间有些紧张了。记得4月6日，风雪交加，一早七点钟她约了我一同驱车前往纽约。我们从布朗大学出发，约了MIT,Harvard的朋友，由波士顿再开到纽约，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以后了。到了王浩的办公室，跟他们说明我们此行的来意，第一希望他们能够参加4月10号的华盛顿大游行，陈省身教授说他不要参加，王浩说他参加。第二个就是希望由他们出面公开发起这封公开信，所以那个时候谈定了公开信。等到我们办完事情，吃了晚饭再开回布朗大学已经凌晨三四点。虽然陈省身先生非常支持保钓运动，但是公开信这件事牵涉的问题比较多，首先，如果存在着不合适的言论，就会触动政府敏感的神经。其次， 当时台湾同日本的关系比较好，如何能支持保钓运动而又不影响两国关系？如果支持，到哪个程度是最合适的？这些都需要考虑。那时多数学者和台湾有关系。所以当时参加游行的大多为学生，教授很少参加。我记得项武忠那时已身为教授积极参加钓运，总结自己的贡献，他说“如果我们还有些贡献，就是出面做了一些学生不敢做的事情，使他们少一些顾忌。” 因为当时学生还在美国求学，手里没有绿卡，而且在台湾还有亲人、家人，如果跟国民党作对，肯定会影响自己的前途。所以，有许多事情学生都不敢去做。
那时我们已经有一个联络网，当陈省身在那里发表发起信，其他地方已经有十几个、二十个人响应了，这其中包括杨振宁、李政道、林家翘这些人，于是各地保钓分会统统开始响应这件事情。当时在报纸上只是具名，而非签名，且需要每个人都捐出一些钱，登广告需要大量的钱。
当时我们也找国会参议员，并同他们谈判，将公开信的底稿交给了他们。最后在出面出版公开信的时候，陈先生同王浩都不愿意出面，所以我们五个人出面，上面登广告的有我、李我焱、袁旂、项武忠、和伍鸿熙。事情是袁旂、李我焱来办的，但是陈教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他一出面，杨振宁、林家翘也都愿意在公开信上面签名、捐钱。登一个广告，最少也要8千美金，那个时候的8千美金现在要值十几万了，大家捐钱可能捐了一两万，所以这个公开信就登出来了。这些行为都是自发的，没有任何其他资金支持。学生们都很穷，那个时候串联都是住在同学家里，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回想起来，都认为这是无私奉献的行为，而这才是最可宝贵的。
美东讨论会
第二个我想谈谈美东讨论会。开会的时间是
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很值得写的，因为我参与的都是琐事，过程非常复杂。我从几方面来介绍一下。首先，我还在布朗大学，办任何事情如果没有钱，也不是有权威的话，不是太好办的。这个讨论会，大家都是自发参与的，可能这个人不满意，那个人不满意，要想达到所有人的满意，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办的。需要很强的沟通能力。其次，因为参加美东讨论会很多人不在纽约，所以最初要解决的就是场地问题，在哪里开？最开始有人提议在波士顿开，但许多人都不赞成，后来决定在布朗大学开。于是我们就在布朗跟校方联系，正值暑假，来参加的人有两三百，就租了学生宿舍，租了开会的场地等等，进行了周密的安排。正式开会就是两天，不过，开会前一天已经有人到了，所以一般与会者要在那里住三晚上。这些后勤工作都是我们布朗同学来做的，我们发动所有的人的家属参与其中。远道而来的客人要吃饭，而大家都是穷学生，不能到餐馆，所以就自己做饭，吃完晚上就在校园里举办晚会，很简单，但很有意思。
我们开会的时间是1971年8月21、22日，会议讨论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介绍新中国，介绍大陆情形。那个时候大陆有很多新的事物大家也不了解，另外也介绍台湾的现象，台湾的政治情形、经济情形是怎么样的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那个时候已经分成三派，一派倾向于国民党，一派是比较倾向于大陆，另一派倾向于台独，所以办讨论会就更复杂了，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情况。例如有一次公开讲话的时候，一开始就发现大家政治立场不一样，当然还有一派是香港的，但大部分是亲台湾的。我做了一个假设，如果台湾独立的话，我们保卫钓鱼台，钓鱼台就是属于台湾的，不是属于中国的。从日本人手里把钓鱼台夺回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并不光是为了中国的。但事实上台独的人，台湾本省人加入钓鱼台运动的很少，也就是说台独这一派力量在讨论会上并不是很强大，所以基本上分成两边，一边亲大陆，一边亲国民党。所以大家就分析一下，大家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，希望能藉开一个公开的讨论会来促进大家的合作。22号上午的大会，我们要表决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是否要到联合国游行，最后大家都赞成，记得是218票对1票通过。游行当然要有些原则性的标语，其中有一点，游行的时候说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政府。关于这一点，香港的同学无所谓，但台湾来的同学则不同了，联合国里面的中国代表那时是台湾国民党的代表，这怎么办？就引起很大的争议，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议以118票对61票通过。当时很多台湾的同学出来后面如土色，这个时候起，钓鱼台运动就完全分裂了。本来是倾向于国民党的，就不来参加保钓运动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年，1972年4月，我们为纪念游行一周年，再去华盛顿游行的时候，就没有太多人了，1971年的时候有两千五百人，1972年的时候就一千来人，至于以后再搞游行的话，基本上就剩下没有几个人了。此后不久，也就是1971年10月25日的时候，中国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联合国的机构也就需要大陆选拔工作人员。很多参加了运动的同学，中断学业，有些人甚至没有拿到博士学位，也就不一定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正好联合国需要翻译，就到联合国任职了。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，中文是联合国通用的语言之一，但以前台湾在的时候，他的代表为了把信息传递给联合国，都是用英文讲的，但是大陆进去以后什么都要中文，那就需要一大批的中文翻译。笔译、口译、同步的翻译，所以有很多老保钓进入联合国做这个事情。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回国服务的，像林盛中就很早回国了。他已经在布朗拿了地质学博士学位了，在美东讨论会的时候他已经表现得非常左倾。
左派与右派的争执
如果要保钓运动中两派合作的话，就得中国统一。这一点到现在都还实现不了，所以合作也一直无从谈起。在保钓的过程中，大家发现，只有一个统一的、强大的国家才能真正的保卫领土不受侵犯。保卫钓鱼台，我们就要反对日本，但是台湾为了维持同日本的友好，就不敢去冒犯他，甚至不敢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保护钓鱼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学生也无可奈何。台湾一软弱，我们学生就抗议，我们一抗议，就给你红帽子戴。所以后来，保钓运动就慢慢变成了统一运动，这样才能真正保卫钓鱼台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国民党不希望看到统运，只希望看到保钓，他们的保钓刊物主要是打击统运这些人的。现在大家都在讲马英九也参加过保钓，他没有参加游行，在我们游行的时候他还没有出国。马英九在哈佛念书的时候，他组织一个《波士顿通讯》就是专门来打击我们的，一直到80年代。《波士顿通讯》是国民党的刊物，那么多刊物都倒掉了，但是它却能一直能办下去。这本刊物经常骂某人是毛虫。
关于打小报告
那时候有很多串联，很多讨论会，国民党要打听我们在做什么事情，就有打小报告这些事情。比较讨厌的是，被别人打了小报告就等于上了黑名单，在台湾就有了政治问题，可能家属也受牵连。在美东一带，尤其在新英格兰一带就有一个学生，所有的讨论会都去参加，了解主讲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人家很不满意。林盛中说我们要找他来谈谈，公开问问他，他当时讲的很坦白，“小报告总要有人打，别人打还不如我来打，我还会有一点分寸”，所以他算是公开承认的。这个人叫骆学鹏。对于4月10号的游行，他说国民党下命令，不支持这个游行，而当时有个学生也是国民党的干部，说接到指示是支持的，他告诉大家这样的指示有两种，对核心分子私下说不支持，对外面人讲是支持的。大家对这个公听会做了记录，并讨论记录是不是应该传给各地的其他保钓分会，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，最后投票13票对13票平了，会开到午夜以后，有人不耐烦就走掉了，所以是13对12，不传。最后结果是没有详细传达给各地其他的保钓分会，不过大家都晓得这件事。
小报告的事情很讨厌的，在斗争最为激烈艰苦的时候，是很容易怀疑和被怀疑的，如果当时周围环境不是很友善的话，打小报告就会造成极坏的影响。有一个老保钓叫徐守腾，那时候人家一直在怀疑他，他很痛苦，受了一些冤枉。
想提一下，钓鱼台运动为什么这么快一下子发展起来了？主要是有林孝信，从1969年的开始发起《科学月刊》。《科学月刊》的对象主要是中学生，或者是大一的大学生，撰稿人多为留学的研究生，主要介绍一些科学新知，是一个草根性的刊物。《科学月刊》有一个很好的机制，有一个联络网，可以将很多学校的同学都组织起来，每个月出一个通报，通报主要内容就是讲《科学月刊》组织的情形、有什么人参加等。像这种通报在芝加哥、旧金山、普林斯顿都办过，等布朗办的时候，那一期所有文章都在专门讨论钓鱼台的问题，这样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。 后来我们在布朗办了一个刊物《新境界》，相比较而言，《新境界》的文章比较温和，理性一点，不那么冲动。我们办了十几期，每个月出一期，到1971年年末72年年初，很多人都走了，像香港同学黄庭芳去了波士顿，波士顿没有正式刊物，所以他就把《新境界》带到了波士顿。
在波士顿，保钓的一位主要人物是香港来的廖约克，是哈佛物理学的博士，英文很好，所以他到联合国做口译。做了一两年之后就回香港了，去香港中文大学做教授，然后出来做公司，现在退休了。他回到香港之后就跟运动的关系结束了。他非常能干，是波士顿当年的领袖人物，还有一个就是龚忠武，还有一个陈达怀，现在在马来西亚。余珍珠是后来去的。还有梁恩佐，郭海澄等，这是一批香港的同学。
在中美还未建交，也没有进联合国的时候，与加拿大也没有建交，那时候，林达光相当于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。他为中国外交方面宣传最力。林达光的儿子叫林潮，美东讨论会时，他曾带同学自加拿大去布朗大学，在晚会上扭秧歌。把许多人吓了一跳。除林达光外，努力为中国宣传的另一个人就是韩素音。这是我讲两个韩先生之一。韩素音其实不姓韩，姓周。来中国之前就已经是知名作家，她早期的作品还被拍成了电影，是中国的朋友。我常常认为，有些人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别有用心的，比如说他同邓小平先生照相，在国内投资就会变得容易。可韩素音不是这样的，她用不着靠中国成名。她是中国真正的朋友。
关于韩丁
另外一个
韩丁到了1979年又回到张庄，他看看张庄发展的形势，经过土改、文革、还有改革开放，张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他又写了一本书，叫《深翻》。韩丁是一个思想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对中国的发展有他自己的看法。所以韩丁回来，国内只把他作为农业专家来接待。据他的看法，中国的农业运动政治化，如合作社、公社，他说1/3是好的，1/3是坏的，1/3是不好不坏的，改革开放提倡完全包产到户政策，其实是一刀切。韩丁推崇人民公社，有些公社做得不错，公社最后导致的平均主义，导致一些人身败名裂，他认为很多问题就出在了干部身上，如果公社相当民主的话，这些问题就不会产生。为什么要推崇公社？因为小农体制下，大家是没有办法富裕起来的。全部将地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块儿包产到户，相当于将资金完全打散，如果没有外来资本注入的话，那么就不可能做大。
关于袁旂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中国虽然加入了联合国，但真正的融入是很困难的。甚至于一直到现在，一般的美国人对中国都并不是抱着友好的态度，但就在六零年代，美国就有美中友好协会，属于那里的新左派组织的。新左派有别于老左派，老左派是跟苏联走，是跟着斯大林走，跟着赫鲁晓夫走，新左派是跟着毛主席走的，那个时候他们在美国竭力宣传新中国。那时保钓的朋有和美中友协关系是很好的。现在中国有钱了，所以“朋友”也多是美国的有钱人了。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没有美中友协。
在中国刚加入联合国的时候，美国的朋友是很少很少的。李我焱、袁旂这些人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，他们帮助中国在联合国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刻。
我可以稍微讲一讲袁旂的一些情形，我跟他的境遇比较相似。袁旂的父亲叫袁守谦，是当时台湾政府的“政治局”要员，71、72年左右，蒋介石还在的时候，他是国安会的秘书长，处在核心地位，所以袁旂参加保钓运动对他家族的影响非常大。因为参加了保钓，台湾就把他列到黑名单上去了。比如说像我，我的父亲在台湾也是很高的官，1971年父亲去世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告诉我不要回去，因为政治立场，更因为深植于人性的势利。但袁旂的母亲写信给袁旂说，不要像谢定裕那样，我们死你都不回来奔丧。他的母亲甚至还托一个他父亲的朋友捎口信，“你要不要回来？我们这边都安排好了。”我当时劝袁旂，说“除非你父亲亲笔信叫你回去，否则的话你不要回去，因为母亲是比较心软的，对很多事情不明就里。如果你回去了话，对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对于你这样重要的中坚分子而言，回去就等于是叛变。如果真的要回去，也可以，但你要先退出运动，再回台湾。”
这样一来，他就不敢公开去大陆。有一次，可能是1977、1978年经过很缜密的安排，他去了大陆，并且见到了邓颖超，这件事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可能只有他太太知道。以上的文字，也算是对袁旂的一种追怀吧，他去世前三个星期，我们还到旧金山去看过他，就在他去世前三天，他的太太希望我们朋友写一些鼓励他的文字，那时他已经自觉时日不多了，但我们不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写悼念的文字。我就藉贺他已过的71岁生日，写了一篇东西追怀我们的交往。
关于李我焱
说起来，我同李我焱还算是老同学，当时在南京中大附中的时候是同一届，但是不同组。那时在中大附中有一些进步的同学办了一个壁报叫做《同路人》，就是跟共产党走的同路人，李我焱也是其中一份子。在《同路人》中有一个我的老同学叫西门纪业，后来一直在北大做教授，西门也是我在南开初中的同学。我们在南开的同班同学，有一位就是姚文元，所以因为西门的关系，姚文元成了《同路人》的特约记者。我在台大念大三的时候，我们组织了一个社团，叫“融融社”，全部都是非国民党同学。那个时候台湾很少有非国民党的综合性社团，所以这个社团也算一枝独秀。李我焱想加入这个社团，没成功，就自己另组了一个社团，叫“群社”。“群社”有个特点，就是一个男生进来要拉一个女生一起参加，很特别。他的这个社团里有些左派人士，所以军训期间有几个学生被抓，李也被抓，关了起来。那个时候如果你跟共产党有一点关系的话是很危险的，后来他出了国，参加了保钓。进入联合国后，他因为发生了一些男女关系方面的纠葛，就把他从纽约送到非洲去了，做些环保的事情。我对李我焱的家庭并不是完全清楚，只知道他后来在佛罗里达州居住，是在美国去世的。好像是他的心脏病发作去世，他的子女在纽约不在身边，他的太太因患病根本没有办法处理，就这样过了两三天才被发现。
保钓运动至少让我觉得活下去更有意义一点，当初参加保钓，使我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，也因为对祖国的关切，我经常回国。保钓使我结识了很多年轻的朋友，这些人多半是比较爱国的。最早去成立香港科技大学的也有不少是我们这批保钓的人。1980年聂华桐为支援《科技导报》发起成立“科技教育协会”。当时我们有一个美国科技人员的联络网，对科技大学招人，这个联络网起了一些作用。当初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回国的，所以很多人就希望在香港有个缓冲，毕竟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，回到香港就相当于回到了国内。
从50年代到90年代，在美国在台湾我们获得的大陆的消息都是负面的。当时国民党掌控着舆论权，而国民党是反共的，到处推销大陆的负面消息。我们听说的就是大陆没有言论自由，甚至连不讲话的自由都没有。后来一些正面的消息逐渐取代了我们所熟知的负面消息。70年代，记得有一个英国人Felix Greene的纪录片，反应了厦门的发展变化，我们看了之后都觉得非常兴奋。
1975年我们回国访问，发现农民吃饭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，基础设施建设也完善了起来。我80年代回到家乡，原本只有一个初中，现在有十几个中学了，也成立了医院，有几百张病床。70年代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在北京经历了一次盲肠炎手术，是在清醒状态下用针刺麻醉完成的，这说明医疗技术的一些新发展。而这些事情在以前人们都不敢想象。
动摇与反复
四人帮倒台对保钓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振动，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
很多人当时就觉得匪夷所思，有些人因此离开保钓运动，有些人对当时自己的做法进行了反思。有些在联合国工作的人，是70年代的保钓积极分子，拥护新中国因而进入了联合国，但后来又回复到60年代的故我。只有少数人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坚持自己的态度，像龚忠武这批《侨报》的人，像花俊雄这些人。我想很多人最开始就没有想清楚，后来政治现实有所改变，这些人就没有坚持下去。当初把毛主席万岁喊得最响的人，反而动摇了、后悔了。若干年之后，当这些人再回首过去，他们大概希望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希望别人也忘记了这一切。当初，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参加了保钓运动，但当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他们感到茫然，于是就失去了方向。
关于回国
那个时候比较乱，而且很多人回国之后又出国了，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去之后，我、李我焱、袁旂和项武忠曾经去石溪访问他，当时我们也有回国的想法，但他认为回国没有那么简单。
我在1955年就到美国了，一直到1989年才加入美国籍，因为我一直还没有放弃回国的念头。我没有任何护照，到香港工作进出很不方便，也没有保障，所以入了美国籍。为了回中国加入美国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保钓运动后，我也一直未能回台湾。有了美国护照的保护，我于1990年才再回去讲学探亲。我在1972年左右就曾争取过回国访问，1975年才成行。1979年以后差不多每年夏天都回来，大部分重点大学都去过了。而且我有两年休假，都到中国。1982年在武汉大学，1989年在宁波大学，六四的时候正在北京讲学。我在65岁自香港退休后，又回到布朗大学两年。那时年纪已太大了，回国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，而且也没有人要我。2002年，林家翘先生在清华成立“周培源应用数学研究中心”，要我回去帮忙。当时我已经快70岁了，可是林先生是快90岁的人，我不好意思对他说我年纪太大，就答应了。就这样帮忙了七年。。
关于钓运，我没有什么遗憾，在我看来运动的发展还是蛮正常的，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理性的人，对其预期并不是很高，遇到挫折后，失望也不是很大。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，看待事务心态越来越平淡。年轻的时候曾觉得年纪大的人都非常糟糕，但年纪大了之后，发现我们这一辈就同上一辈一样的糟糕。不是个个人能如此冷静清醒。